□陆子森编写

陆自成（1949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被捕牺牲）是一位十分爱国的知识分子，抗战初，他利用黄海边三余大有晋公司约40余间老仓房，创办了三余中学，学校位于东余镇西北、海晏镇东南，西距三余敌据点20里，南距四甲和包场敌据点30多里。

南通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梁灵光对办校非常支持，还担任了学校董事会的董事长。一些避居农村的知名教师，如张梅安、刘子美、李致中、宓崇晖等，先后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来校任教。许多辍学在家的青年学生也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这里学文化，学革命道理，原来比较僻静的海滨，顿时热闹起来。

1943年6月6日上午，从校门口忽然冲进几十个日本鬼子和伪军，荷枪实弹，气势汹汹地包围了学校，封锁各教室、寝室、办公室，占领了学校的一切场所，顿时学校被白色恐怖气氛所笼罩。

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是鬼子汉奸用的阴谋诡计。原来驻扎在三余镇的日军怕出兵行动暴露，故调动驻扎在包场的日军从南向北出其不意袭击，妄图用突袭方法活捉到新四军干部。

6月6日是民国时期的教师节，5日那天，抗日民主政府三余区区长陆维钊特地来校慰问教师，晚上和教师、学生接触谈心，宣传抗日形势和任务。此时陆维钊仍在检查学校工作，鬼子上午冲进校门时，他还在老师的房间里办公。

师生们发现鬼子封锁了教室，包围了各场所，立即沉着机智采取了应急措施。李某老师立即拿来学生的一件长袍给陆区长穿上，让他手持写生夹打扮成美术教师模样，区长身上的武器等及警卫员的短枪迅速由总务主任藏在刨木花里。各教室的老师虽在讲课，但暗示学生把抗日歌曲活页尽快夹在簿本里，有“良民证”的学生把“良民证”放在桌上……

一个鬼子嘀咕了一阵之后，把学生赶出教室，集中在一个天井里，连在操场上上体育课的初三学生也被押来了。在天井里，教职工排成横队站在前面，学生站成纵队，四周均站着鬼子和伪军。日伪军弹上膛、刀上枪，在大院的出入口架起轻机枪，气氛十分紧张。

鼻子下留着八字胡、眼戴太阳镜的鬼子小队长牛尾讲了话，这个凶神恶煞、沾满中国人民血迹的刽子手叽里咕噜了几声后，汉奸翻译说：“皇军到此，是为了你们的太平。今天接到情报，这里有新四军，如能自己主动站出来，皇军优待，要官有官，要钱有钱，待查出之后要刺啦刺啦的，学校全部轰隆轰隆（即烧光）的。”鬼子还要校长交出师生名册。那天，校长陆自成外出，校务主任张梅安出场应付，张老师具有强烈的爱国心，他心想，一定要掩护陆区长，决不能让陆区长落到鬼子手里。

张老师将计就计，他说：“皇军先生，我们这所学校都是由地方上有钱人拼凑办学的，学生和教师也都是本地的良民。三余镇的皇军常到这里，新四军从未到达，你们如果不信，还可以问问大家。”张老师想，名册是万万不能落到鬼子手里的，万一他们逐个点名就出事了。因此他继续说：“因为我们这所学校是私立的，不上正轨。没有名册，我们只有良民证、学生证。”鬼子本想将师生集中起来，在恐吓、威逼下察言观色查出新四军，可是教师和学生虽内心有点害怕，但整个场面却非常沉着、镇静，大家的目光一点也没有盯在陆维钊他们身上。就这样，经过半小时左右的周旋，鬼子一无所获。

鬼子不甘心落空，又换了一个计策，将所有的师生员工集中在大教室里（这个教室原是库房，可容二百来人）。只见一个鬼子在黑板上歪歪斜斜写了“余兴”二字，在场老师当即识破鬼子的用心，他们是想在余兴活动时找出破绽，抓获新四军。一位音乐老师就应付着场面要同学们唱几首旧歌曲，算是慰劳皇军。有几个家住三余镇的学生，平时也会讲几句东洋话，课间常和同学用日本话开玩笑，今天在这个场合可算用上了，他们也学着鬼子的口气，讲了几句日本话，唱了日军中的流行歌曲，惹得在场的鬼子和伪军点头微笑，顿时恐怖气氛好像消除了不少。

已是中午时分，鬼子和伪军几次三番引诱、观察、劝说，但均未奏效，吃过中饭，他们败兴缩回了包场据点。

其实，陆维钊区长和警卫员就站在牛尾的对面，排在老师和员工的队伍中。他们神态自如，丝毫没露声色，机智巧妙闯过这一关，下午安然无恙地回到了三余区公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