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阚新华

上世纪计划经济时代，我们江海平原的乡村，人们常常吃了上顿愁下顿，至于水果更是供销社柜台里的奢侈品，寻常农家孩子只能在课本插画里想象它们的模样。大人们总说：“水果是城里人的稀罕物。”我们似懂非懂，却在心底藏着个秘密——有一种“不是水果的水果”年年都在桑树枝头向我们招手。

大人们总说这野果登不得大雅之堂，算不得传统水果，但我们偏把它当宝贝。它默默缀在桑树枝头，青时如小灯笼，紫时似水晶珠。在我们眼里，它比任何水果都亲近——当六月蝉鸣渐盛，暑气漫过青石板路，桑树的叶片在风中沙沙作响，那些藏在叶腋间的紫珠就成了我们的天然零食。

我们这一代农家娃对桑树还是心存感激的。那时候，江海平原的田埂河沟边，很难找到不种桑树的人家。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桑树是农家的生存智慧：碗口粗的树干剥去外皮，便是油亮的扁担，能挑起晨露与暮色；年长的树伐倒锯板，经木匠的斧刨打磨，可成堂屋的八仙桌。至于桑叶，更是农家的“宝贝叶”：春天喂蚕，听蚕宝宝啃食时沙沙作响，像极了细雨落瓦；秋冬攒进竹筐，便是猪栏里的青饲料。桑葚，那更是我们农家娃念念不忘的心头好。

江海平原素有种桑养蚕的传统，每逢小满节气，新摘的湖桑叶在竹匾里堆成绿浪。湖桑叶片肥硕如蒲扇，蚕匾里的“白娘子”蠕动身躯，啃食声此起彼伏。老人们说，这湖桑还是清末从湖州引种的，历经百年风雨，早已成了地头的“风水树”。

《诗经·卫风》里有“于嗟鸠兮，无食桑葚”。先民早已懂得这紫果的魔力。《本草纲目》载：“桑葚味甘酸，性微寒，止消渴，利五脏。”那时我们不懂“于嗟鸠兮”的告诫，也不晓得“药食同源”的深意，触手可及的是爬上树杈时的快乐。光脚踩住粗糙的树皮，小腿夹紧树干慢慢向上挪，掌心蹭满黏稠的树汁，待骑上树杈时，裤腿早被磨得发白。最高处的桑葚总是最甜，紫得透亮的果儿一入口，酸甜在齿间炸开，染得嘴唇乌紫。我们只知道这紫珠能解午后的渴，能填半天的饥，是老天爷赐给农家孩子的“甜星星”。

爬树是农家娃的必修课，而摘桑葚则是这门课的“毕业考”。村东头小脚周老太家院墙边有一棵三四十年树龄的桑树，每到五六月，紫红的桑葚便越过墙头，在阳光下晃成一片紫霞。周老太逢人便说：“这果儿是给南通城里外孙留的，他就好这口家乡味。”我们天天咽着口水路过，终于在一个午后，我们六个小伙伴聚在墙根下：年纪小的两人一东一西去望风，年纪大的两人当人梯，我和另一个伙伴踩着他们的肩膀上墙。墙里的桑葚比墙外密得多，轻轻一捋就是满手，甜汁顺着指缝往下滴，我们慌忙张开衣襟兜着，生怕浪费一颗。

那天傍晚，我们揣着满手紫痕洗了又洗，以为神不知鬼不觉。谁知第二天上午，周老太的拐杖就“咚咚咚”敲开了村里小学校的木门。她站在教室门口，手里攥着半把发紫的果柄：“老师，你们班的娃娃把我家桑果糟践得不成样子……”班主任陈老师听完，语气轻得像哄孩子：“您看这桑葚，长在树上是个景，落进肚里是个味，本就是天地生的野果子。城里娃娃有巧克力，咱村娃就这点乐子，您别往心里去。”待周老太离开，他突然转身，黑板擦拍在讲台上：“全体起立！把手伸出来！”

六双未洗净的乌紫的小手在阳光下无所遁形。陈老师眼镜片上的光斑随呼吸颤动，竹鞭悬在半空，最终轻轻落在讲台上。他转身在黑板上画了棵枝丫舒展的大桑树，枝叶间缀满紫点。“记住了，真正的本事，是能爬上最高的树，摘到最甜的果，还不沾别人一丝一毫。”阳光透过窗棂，我们攥着衣角，忽然觉得掌心的紫痕烫得厉害——那是羞耻与顿悟在发烫。

多年后，当我在异乡的霓虹中辗转，常能看见水果店显眼处摆着盒装桑葚，紫得发亮，旁边标着“花青素之王”“抗氧化圣品”的标签。年轻人举着手机拍照，镜头里的桑葚躺在透明塑料盒里，透着精致的冷光，却照不出我们记忆里的星光。

在我心中，桑葚是我幼时爬树蹭破的裤腿里藏着的勇气，是从老师竹鞭下懂得的体面，是刻在骨血里的土地密码。至今路过桑树林，仍会下意识舔舔指尖，仿佛还留着那年的酸甜——那是周老太拐杖尖磕在青石板上令人心颤的“咚咚”声响，是陈老师黑板上永远结满紫果的桑树，是永远不会在记忆里发酵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