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子森编写

1944年夏，南通县政府、警卫团根据苏中四地委关于动员全党大力开展政治攻势的指示精神，联合颁布了《红黑点善恶录、生死簿实施办法》，对日伪普遍开展了“红黑点”运动。所谓红黑点，就是一切伪军、伪警、伪组织人员，做了对抗日民主政府和人民的善事记红点，做了恶事则记黑点，善恶之事都记录在案，如怙恶不悛，屡做恶事，则登进死簿，将得到抗日政府的严厉惩罚；如改恶从善，戴罪立功，则登进生簿，抗日政府和人民将依法保护其生命和财产。

在1944年的夏秋季军政攻势中，红黑点运动更是产生了奇效。西亭镇地下党员瓦解了西亭整个伪警中队，其中的一个班携枪下乡参加了抗日武装。7月，全县有7名伪区长同一天宣布辞职；金沙区半个月中就有85名伪乡保长向民主政府自新。年底，二甲镇“清乡”警察中队102名伪军携枪反正。

到1945年上半年，南通县全县层层召开了干部、民兵、群众会议，宣讲开展红黑点运动的实施办法，放手发动群众，把这一武器直接交给群众掌握。各区、乡普遍召开伪军政人员家属会议，进行形势和前途教育，要求他们劝告在日伪据点里的亲人认清形势、弃暗投明，少做坏事、多做好事，为自己留条后路，争取多记红点。许多伪军政人员家属纷纷写信劝告亲人，路近的则亲自到据点里去劝说。不少伪军政人员偷偷地托家属向民主政府表示：身在曹营心在汉，决不做坏事，会多做好事。有个据点的伪排长抓了一名抗日干部，他说：“放你回去，替我少记个黑点。”有个伪军官说：“现在身不由己，只有修心念佛，不做对头事。”

同时，为了直接做伪军政人员的工作，抗日军民把“敌伪人员自新条例”“红黑点实施办法”以及宣传标语印成小册子或传单，通过各种办法带到据点里进行张贴或散发。有的在武装民兵的掩护下，到据点碉堡脚下给伪军上抗日课，把宣传材料掷进碉堡。许多伪军争着看宣传品，伪军官阻止也没有用。开展对敌攻势，四分区创作的各种宣传品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红黑点运动的开展，大大鼓舞了群众的斗争勇气，起到了分化、瓦解、孤立和控制敌人的作用。

袁港据点驻有鬼子一个小队，伪军一个排，与金沙、金余、侯家油榨和余西等据点遥相呼应。开始，袁港区委以联防队为主，组织民兵用地雷封锁碉堡，并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开群众会、贴标语、向据点里送传单，使伪军龟缩在碉堡里，人心涣散。不久，新四军记红黑点善恶录和生死簿的消息在伪军中不胫而走，使伪军们心惊胆战，不敢出来干坏事。对伪军的军心涣散，日军也无可奈何。区队和民兵经常袭扰，使日伪军不敢轻易离开碉堡半步。到秋季攻势后期，袁港区委书记谢竟成（又名张竟成，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南京军区军事法院院长）觉得挤走敌人的时机已经成熟，就发动袁港区队率武工队、小游击队和民兵对袁港镇据点进行包围，民兵们把土炮等老武器都扛出来了。

区委决定1944年中秋节前深夜12时发起攻击，以打响土炮为号。区队一个班封锁袁港镇南门，文化教员江镇益同志率一个小组到敌据点西墙外，向据点掷手榴弹、喊话；王秀夫同志率武工队、小游击队、民兵，在据点西侧，高举火把，敲锣呐喊，在洋油桶里放鞭炮做大声势。

深夜12时，一声土炮响，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和喊话声响成一片，火光冲天，照亮了夜空，似有大军压境、兵临城下之感。轰轰烈烈的架势将敌军从睡梦中惊醒，他们恐慌万状，仓促应战，伪军只是在碉堡里放空枪，不敢出来。日军曾数次向着街头冲来，但是均被我方民兵土炮击退。在交战中，日军小队长负伤……

袁港军民就这样将据点围了一夜。到凌晨时，日军看看大势已去，就率伪警察等人员狼狈撤退到金余镇。

据不完全统计，在1944年夏秋攻势中，苏中四分区仅地方兵团就作战达192次、区队和民兵作战131次，共攻克据点25处，逼使日、伪军撤走据点44处，沉重打击了凶残的日本侵略者。

强大的军政攻势，使日伪伸向农村腹地的据点纷纷被清除。1944年年底，在风声鹤唳中，驻西亭日军不得不撤离西亭镇。同样，经常性的袭扰与打击，使余西区的日伪军只能龟缩在余西、二甲、东社三个主要集镇，其他地区的那些小据点不是被逼走，就是被拔除。到1945年上半年，南通县日伪的据点大多只是收缩在主要交通线上。

日本鬼子碉堡上的“膏药旗”（太阳旗）在风雨中摇摇欲坠，它们的末日就要来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