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色黑下来了，我连忙赶到厨房，母亲带着两个儿媳正热火朝天地忙碌着。我接过母亲手中的锅铲，继续掌勺。今晚的厨事更加不能掉以轻心。

隆重的年夜饭在祖孙三代兴高采烈的交谈声中开启了。母亲迫不及待地分别递给孙子孙女厚厚的、装帧精美的压岁钱袋子。我想起了小时候，每到大年初一，奶奶都会把我们兄弟俩叫到老屋里，郑重地递给我们用红纸包着的压岁钱。虽然只有几角钱，但我们都开心极了，因为足够买几百响小炮仗了。我们从来都是把成串的小炮仗拆开，一个个燃放的。

饭后，我们拿出了各式烟花。先放小的，后放大的，放完地上喷的，再点飞上天的。这一刻，古老的书院在这次第绽放、绚丽璀璨的火树银花映照下焕发出勃勃生机。

余兴未了，我们六人各自背着火爆全网的“加特林”，出精进书院后门，沿东后街北行数百米，来到古护城河上的龙游桥。大家一起点燃手中的仙女棒，舞动的光影映衬着孩子们纯真无邪的笑脸，大人们好像都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代。最后，我们一人端着一挺“加特林”，随着一声令下，大家同时点火。刹那间，“万炮齐发，火力全开”，恰似闪亮夺目的流星雨在幽深的夜空中划出一道道美丽的弧线，又似从天而降的巨龙呼啸着潜入这沉睡千年的龙游沟。

快乐总是短暂的。回家路上，迎着远处天边不时升起的五彩纷呈的烟花，众人意犹未尽。

大年初一，小二子打来电话，急促地告诉我女儿和侄子在他家附近的大河边玩耍，让我赶紧过去。我和哥哥一路小跑赶到大河边，果然这两个小孩正在小二子的指导下学习打水漂。就这一会儿工夫，水平已经很高了。他们激动地攀比着瓦片弹跳的次数。我们忙不迭地替他们在泥地里刨瓦片，输送“子弹”。偶尔自己也尝试甩几下，但总是不尽如人意。

最后一把，侄子奋力一甩，小小瓦片在潋滟的水面上扑腾了七八下。“当”的一声，只见那瓦片撞到对岸的石驳码头后，一个猛子扎进了水里。

在他俩这么大的时候，我和小二子常常在此打水漂、游泳、跳水。那时的大河比现在更加宽阔、清澈，我们有时还会偷偷爬上东来西往的货船。

父辈的友谊、儿时的故事、故乡的游戏都是文化的传承、精神的遗传、人格的塑造。我觉得，这恰恰是从小在大城市长大的孩子们所欠缺的。

计划中的归期就要到了。年初二晚上，母亲提来一篮子带壳花生，准备炒了给我们带走。近些年，父母年龄大了，家中的自留地退了不少。母亲知道父亲和我们兄弟俩尤其爱吃炒花生，坚持要保留一块地，专门栽种花生。每年春天播种，秋天收获，冬天晾晒。

也许知道这是在老家的最后一个晚上了，两个小孩没再到处乱窜，安静地围坐到厨房里来了，还自告奋勇地接替了奶奶的“御用火头军”——爷爷。

看着母亲和父亲在砖灶前轮番费力地翻炒着一大锅花生，我们多次上前要接替他们。但母亲摆摆手说：“这是我和你们爸爸多年练就的技术活，火候和翻炒手法稍微掌握不好都会前功尽弃。”在一阵清脆悦耳的“劈里啪啦”声结束后，母亲俯身观察到花生壳刚刚开始变色，于是大声宣布：“好了！”

我接替母亲把花生铲到竹篮中，筛掉炒盐，孩子们迫不及待地从竹篮里抓起还烫手的花生。任凭窗外的寒风呼呼作响，一家人围坐在热烘烘的灶边，剥着酥香的花生，聊着新年的打算，依依不舍地感受着这难得的温暖。

这不正是清末诗人潘榕《卜算子·寒夜围炉》中描写的场景吗？

“矮屋瓦凝霜，深巷更敲月。

阵阵寒风阵阵吹，吹酿遥空雪。

齿冷语难温，心壮肠犹热。

围坐红泥小火炉，煮酒谈今夕。”

此景此情，只待来年！

大年初三，我们准备返回南京。回来的时候车子后备厢塞得满满的，回去的时候塞得更满了，连车厢里也塞满了。

回到南京，爱人说：“你这是何苦呢，这几天非要睡在老宅，还不能洗澡。”的确如此，这几天晚上老宅很冷，第一天我就冻得有点感冒了。其实她可能体会不到，既然我已经回到了老家，就不再想离开，哪怕就几晚。

明末清初评书艺术家柳敬亭晚年寓居通城，对故乡念念不忘，曾在除夕之日诗云：“我尝掩泪望余西，柳家巷口夕阳低。”我虽未及晚年，但余西、精进书院是我的衣胞之地。世界何其大，你可能留恋过许多地方，但一个人的衣胞之地，却只能有一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