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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运工作队和“二五”减租

发布日期:2025-07-28 作者:陆子森 阅读:287

为加强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从1941年春天起,中共南通县委将工作重心逐步转向农村,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这是农村工作的第一位工作。

南通县委抽调大批干部、党员以及进步青年知识分子组成民运工作队分赴各地。各区也同样组织民运工作队(组),县区结合、深入农村,宣传抗日、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动员。县委最初派出的工作队由朱含章、吴璇、张淑贞等为队长,分别到三余、余西、金沙等区工作。工作队一到农村驻地,便深入到穷苦群众中去,钻茅屋、交朋友,还利用农村中的习俗,以结拜兄弟姐妹等形式,对贫雇农进行耐心细致的启发教育。当时,农村正是春荒季节,绝大多数农民受到春荒和地主逼债的双重威逼,工作队首先动员积极分子拿出多余粮食相互调剂,说服一些开明绅士开仓济赈,以解决在饥饿线上挣扎的贫苦农民的困难。同时,对一些顽固富户,则发动灾民去“吃大户”,这也是发动向地主展开斗争的一种尝试。由于民运工作队进行了一系列工作,使贫苦农民渡过了当前青黄不接的窘境,初步尝到“团结起来力量大”的甜头,也使他们认识到,共产党的干部是劳动人民的贴心人,从而密切了与党的关系。

1941年4月,中共南通县委根据苏中区召开党军政扩大会议精神,并通过行政系统,由县、区到乡、保张贴散布政府发布的减租减息布告,全县很快掀起减租减息运动。

南通县减租运动,首先在通中地区由点到面逐步铺开,然后逐步推向边缘地区。当时,政府规定从1941年夏起,地租按抗战前的租额减去25%,利息最高不得超过一分半,这项规定被称之为“二五”减租和“分半减息”,习惯上也称为“双减”。广大农民对政府的“二五”减租法令十分拥护和赞成,但由于他们长期处于封建势力压迫下,不少人思想包袱较重,还存有种种疑虑:一怕减了租地主不给田种,二怕新四军走了地主要倒算。一些不法地主也乘机说怪话:“新四军没给田你种,田是我们的,你们听了外路人,谁给田你种?”一些胆小怕事的农民不敢理直气壮地与地主面对面进行交锋,抱着观望的态度,局面一时不容易打开。针对这些情况,民运工作队协助基层党组织召开群众大会,大张旗鼓地宣传减租减息的意义,提出“实行‘二五’减租,改善人民生活”“减租为了抗战”“拥护抗日民主政府,实行‘二五’减租法令”等口号。工作队还走家串户,进行阶级教育,并注意发挥党员和佃农积极分子作用,扩大说服教育面,壮大斗争力量。在教育农民的同时,还召开地主、士绅座谈会,对他们进行守法教育,对一些开明士绅给予鼓励。

在群众了解减租减息的目的、意义和实施办法的基础上,县委组织农民向地主进行了必要的说理斗争,从斗争中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在这种形势下,一些开明地主主动按政策给佃农减了租,但还有一些顽固的地主对抗法令,拒不减租,贫雇农在农会带领下,对顽固的地主进行必要斗争,很快打开了局面。

在夏收减租基础上,根据苏中四地委的指示,全县又开展了秋收减租运动。1942年,县委总结了1941年减租减息运动中的经验教训,对工作不够深入细致以及出现的包办代替现象进行纠正。在此基础上,南通县委决定适时把减租减息运动推向同情区、边缘区。同情区有其社会经济状况、阶级关系等方面的特点,在这类地区进行减租减息运动,就要从实际出发,既要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又要注意保护地主、富农的人权、地权、财权和政治权利,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因而在通海同情区,实行“二零”减租,即减去地租的20%。在靠近敌占区的边缘地区,一般不采取群众斗争的办法,而是由领导出面,召集在县、区参政会或在各级政府中工作的民主人士举行座谈,宣传政策,说服他们带头实行减租减息,以推动工作开展。

减租减息运动的深入开展,提高了基本群众的阶级觉悟,锻炼了一批工农干部,提高了党和政府政策法令的威信,使抗日民主政府有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