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歌，亦谓民歌，是活在劳动人民心里的诗、口中的歌。它是农耕文化的活态遗产，承载着地方历史、语言习俗，也是非遗保护的重要对象。

千百年来，通州先民中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他们一直在死亡线上挣扎，在饥寒之中度日。由于地位低下、生活贫乏、缺少文化娱乐活动，他们的喜怒哀乐常常通过山歌来表达、抒发。因为山歌“产生于大众之中，表现着中国过去最大多数的人民的痛苦和呼吁，欢愉和烦闷，恋爱的享受和别离的愁叹，生活压迫的反响，以及对于政治黑暗的抗争；相对于诗词歌赋而言，它们表现着另一个社会，另一种人生，另一方面的中国”，所以深受劳苦大众的喜爱。

自从通州成陆以来，在这17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时不分春夏秋冬，地不分东西南北，人包括男女老幼，无一人不爱唱或爱听山歌。无论是六月大忙，还是冬季农闲，无论是村头田角，还是酒肆茶楼，无论是贩夫走卒，还是卖浆者流，男女老幼不是歌者便是热心的听众。妇女纺纱，夏夜乘凉，一人独走都喜欢唱几句山歌。他们下田唱的是田禾歌，出门唱的是即景歌，排忧解纷唱的是劝世歌，卧病在床唱的是消愁歌；山歌已经是劳动人民群众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了。

通州的山歌究竟有多少？谁也说不清楚。民研专家吴超同志在骑岸镇听了新老民歌手的演唱以后，激情难抑，当场赋诗：“通州是个大歌海，人人肚里好歌才。唱得龙女嫁魏郎，唱得蜜蜂展翅来。我下歌海来拾贝，颗颗珍珠蹦入怀。捡了这个拣那个，要用火车大轮往回载。”

通州的山歌究竟有多好？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权威民研专家姜彬先生评价其“是东海边上土生土长的一朵奇葩”“是一座琳琅满目的艺术宝库”。

通州的山歌影响究竟有多大？《文学报》《新民晚报》《乡土》《采风》《民间文艺季刊》等十多家报刊相继作了报道，发表的论文有数十篇之多。长山歌《九郎救父》被《中国歌谣》全文刊出。《红娘子》在《民间文艺季刊》发表，《白蛇公子》由现代出版社出版。影响最大的长山歌《魏二郎》，被列入“江南十大民间叙事诗”，她与《花子街》一起都被列为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通州的山歌曾先后到无锡、南京、上海等地为中外学者演唱，上海电视台曾用中、英两种语言向国内外播放。北京、上海、南京、安徽等民文专家和领导多次来通州采风，日本教授田仲一成、诹访春雄、大木康，中国台湾学者王天麟和美法德日留学生也先后多次来通州考察。

何以通州一地能出现这么多的山歌，这么多的长歌？是出于偶然，还是有其必然的内在规律？本文试就南通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民俗、信仰、风土人情等方面加以探讨，以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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